该馆馆长冯桂淳在审核布展的地契文物时，发现了一张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、长40厘米宽38厘米、立契人为刘文彩的民间“白契”。“立文人刘文彩，兹因不便，今将自己园子场一段，计地平尺六分九厘九毛九丝一忽，东至大道，西至刘长存，南至李继明，北至夥道往东一至官道，四至明白，今凭中人说合，卖与刘海鳌名下使用，永远为业，言明每分价洋一百元正，其洋当日交足，并无欠少，恐口无凭，立契为证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旧四月二十五日立契。东边长活八步正，西边长活十八步一尺六寸，南横活九步正，北横活九步二尺五寸。官尺：刘国瑞。中人：刘增起、李继明。”

    凭着整理上万张地契文物的经验，冯桂淳从地契略微发暗的纸质、长时间存放阴湿地区形成的霉斑点、字体墨迹受潮暗淡等特点，并向该地契拥有者、旅居北京市通州区漷县的贵港籍收藏家蒋先生印证，确认这张地契来自成都地区，应是由管家等管理人员实施买卖的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地契。理由有四：一是地契只有六分九厘多地，对这种小地块，大地主刘文彩肯定不会上心也不知情；二是土地在村里，是菜园地且每分地高达一百大洋高价，购买用途应或是作宅基地使用；三是标的物虽只是六分多，却能动用“官尺”，即由衙门人员丈量，绝非一般人家可为；四是土地面积精准至只有茶杯那么大的“忽”，说明卖地人处事精明。

    冯桂淳介绍说，此地契所卖出之地贵至每千洋一亩，这在民间是极为少见的。此外，这张地契对土地面积的计算居然精准到了亩之后的五位数“忽”，还有把“阔”字简写为“活”字的特定用法等，反映了民国期间四川特有的民间用语。这张看似简单的地契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内容，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地清量具有较大研究价值。图为地契。